判赔300万!上海首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一审落槌


东方网记者陈玮峰和记者刘力9月9日报道,一家外国企业来中国起诉一家国内体育器材有限公司侵犯其自己的注册商标,由同一种生产和销售的健身器材另一方。除了要求对方停止侵权外,还要求赔偿,包括律师费和公证费。经济损失包括亏损300万元。

2019年9月6日下午,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浦东法院)对此案作出公开判决。结果发现,被告的侵权利润超过100万元,商标侵权行为符合《商标法》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求,判决完全支持原请愿。

记者了解到,此案是上海首例针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案件。上海浦东法院的判决在适用条件审查和赔偿基数确定方面,在新《商标法》实施后,积极探索惩罚性赔偿制度,对类似案件的审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册商标被伪造,债权人别无选择,只能来中国起诉。

原告一家外国公司声称该公司主要从事体育器材的生产和销售以及健身课程的推广。它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并在中国的各种商品和服务类别注册商标。通过健身器材的广泛销售,以及相关健身培训计划的组织和推广,所涉及的商标在中国消费者中广为人知。

然而,原告发现,在2018年3月,被告在展览会上使用该商标出售了相同的健身器材。同时,被告还通过微信商城和工厂销售等多种方式进行推广。原告认为,被告使用的商标与所涉及的商标标识相同,商品类别也与原告商标批准的商品相同,构成商标侵权。

事实上,早在2012年,被告就侵犯了原告的知识产权。原告发出警告信后,双方签订了和解协议,被告承诺不从事侵权活动。鉴于其一再侵权,原告要求赔偿三倍惩罚性赔偿金,并要求赔偿300万元。

被告辩称,原告在涉及商标注册后未在中国开设商店,也未授权代理商出售相应商品。因此,原告未在中国使用该商标以获取利润,并且无法与该商标建立独特的对应关系。关系。此外,市场上已有许多竞争者生产相同的产品。被告使用所涉及的商标是合理合理的,因此不构成对原告商标权的侵犯。

适用于“惩罚性赔偿”,完全支持300万次上诉

上海浦东法院认为,审理后,该案涉及的商标具有很强的独特性,通过对原告及其合作商的继续使用和广泛宣传,已经能够与该案件建立独特的对应关系。原告。被告在与该商标相同的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侵犯了原告使用该注册商标的专有权。

为了确定被告因侵权行为的盈利能力,法院命令他提交相关的销售数据,财务账簿和原始凭证,但他拒绝提交是对证据的妨碍。法院在审判中使用了优越的证据标准来确定它。法院认为,根据被告微信宣传的内容,足以证明侵权商品的销售量。被告无法证明宣传内容的真实性的,被告应当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侵权货物的单位利润可以与案件以外的同类产品和被告合并。确定自我认同。结果发现,被告的侵权利润在101.7万元至139.5万元之间。

同时,新《商标法》规定,对于商标专有权的恶意侵权,如果情节严重,可能是根据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确定的金额的两倍以上,侵权侵权人,以及商标使用费的合理倍数。补偿金额由三次或更少确定。

在这种情况下,被告被原告警告涉嫌侵犯原告的其他商标和专利权。在与原告签订和解协议后,他承诺不会从事侵权活动,但再次被发现侵权行为。被告原有的假冒商标和产品通过线上和线下渠道销售,产品仍存在质量问题。该行为符合“恶意”和“严重情况”的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规定。法院最终确定了三倍的惩罚性赔偿金。侵权利润的三倍超过300万元,超过了原告索赔的数额。

上海的第一个判决,具有案件审判的参考价值

2013年,经修订的《商标法》第63条第1款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这是在知识产权领域首次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该制度旨在增加侵权成本,扭转“权利保护成本高,侵权成本低”的现状,有效减少侵权事件的发生。

不过,即便放眼全国,司法实践中直接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侵权人判定高额赔偿的案例却并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是适用该制度的两个条件较难确定:一是侵权人主观“恶意”和侵权情节客观“严重”的确定难;二是作为加倍计算的基数“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利”等的确定难。

在法律规定较为原则的情况下,本案作为上海首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对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适用条件审查、赔偿基数确定等方面均进行了积极探索,不仅对类案审理极具参考价值,而且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持续增强乃至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构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http://www.whgcjx.com/bds4Jj.html